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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高端论坛成功举办

发布日期:2017-06-27   浏览次数

 

6月24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高端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南京、武汉、杭州及上海等地的多位知名学者本校部分师生共50多人参加了本次论坛。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刘晓虹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杨扬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林拓教授分别代表举办单位致辞。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孙真荣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并代表学校发表了讲话。

孙真荣在讲话中指出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对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至关重要。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一方面提升了我国现代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带了许多新的问题。如何解决城市发展与治理的难题,提升城市化质量、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政府部门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学报编辑部联合校内两家学术机构,并兄弟高校专家学者的支持下,通过举办专题论坛共同探讨我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思考城市治理的新思路、新办法和新举措,这体现了追求学术创新的努力,也体现了学者的社会关怀。他向与会者简要介绍了我校办学的历史脉络、建设成就及发展愿景。

本次论坛旨在通过搭建跨学科平台来深入研讨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问题。与会学者围绕城市规划与治理方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文化向度、城市发展与治理难题等议题进行了深度研讨和交流。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新型城镇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治理集中地面临着解决城市问题、提升城市化质量、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

关于城市规划与治理方式现代化清华大学社会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岗教授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开启人类历史的新阶段,带来了社会、文化、价值等领域全景式变革,也给城市治理与发展带来了四大挑战:如何构建“好的人工智能”的挑战;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重构城市人群就业结构对社会稳定构成的挑战;网络空间快速生成与伦理规约空间建设滞后对新时代道德生活构成的挑战;未来的不确定性新兴领域的高端人才培养及传统人才储备形成的挑战。面向未来的城市治理要促进现代性与地方性的深度融合,围绕包容性增长的目标进一步推进城市健康、协同和可持续发展。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吴瑞君教授从大城市随迁老年人口的社会融入入手,通过具体的实证调查数据分析,指出了城市治理中应面对不同人群的需求,特别是随迁老年人口。年龄、性别、留居时间、随迁老人数量和留守老人数量以及户籍类型对于随迁老人代际支持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老年人口因为随迁行为,强化了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同样是影响随迁老人社会融入和社会支持的因素。由于社区支持体系未形成,随迁老年人口医疗服务获得率较低,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资源,根据不同群体的城市内部和外部的社会支持状况寻求治理策略。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张鸿雁教授则从城市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要把社会学的一些主要理念融入到城市规划和乡村转型的改革实践中,通过大量的城市规划尤其是特色小城镇的案例介绍,分析了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中人、群体、组织、社区、文化等社会学要素的重要性和价值。他认为,做城市、做文化需要找到中国的根。城市化是无法抗拒,在做乡村改造的时候也无法回避城市化,但是我们需要建设、需要行动。

关于城市治理的文化向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陈映芳教授认为,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权利的文化开始登场,西方城市文化政策的主体、目标和方式开始发生转向,城市文化政策成为评判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在城市文化政策的推进下,市民文化的概念在普及,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经济性城市文化政策带来了公共文化供给在阶层和空间上的分化以及在区域间的失衡问题。缺乏自下而上的以市民为主体的文化事业的兴起,造成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严重脱节。以“文化”的名义,拥有内在社会关联以及文化传统的城市社区遭到了破坏。人的文化主体性如何被吸纳到城市文化政策中来?市民作为文化活动的主体地位如何被确认?城市文化政策需要跟社区活性和文化传统相挂钩。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提出从文化类型上看,“城市是男性的农村是女性的。城市的过度繁华和农村的极端凋敝主要是孤阳不生的结果。当下流行的各种GDP榜单、城市竞争力排名主要指标都是极端男性化的表达的是竞争、掠取、占有、征服、贪婪、暴力等这种城市文化对整个城市都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通过对“有温度的城市”的解读,提出建设人文城市”,既要认真研究导致城市不温暖冰冷的根源和病理也要明辨究竟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谱系和人文思想资源,可把城市从日趋机械、呆板、无情的现代形态中解救出来。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教授认为,在当前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高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城市作为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增长机器”,正在迅速地催生中国“都市奇迹”的出现,其表现形之一就是城市原有的一些整体形态正在被各种二元的力量所撕裂,城市内部的各种“非均衡发展”成为其典型特征,这无疑给城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新挑战。对此,必须改变物质化和技术化的城市化和城市治理路径,重新确立城市化的社会文化意义,重新发现城市治理的社会文化逻辑,回归到“以人为中心”的城市治理和服务中去,将服务型治理和治理型服务结合起来。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副主编王浩斌教授认为,社区治理主要有“政府管理”、“居民自治”以及政府和社区居民“合作治理”三种模式。这三种治理模式存在着沟通不畅、协调不顺、监管不到位等共性难题。社会化媒体可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帮助:一是可以增进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沟通协调,通过电子政府的形式,建立起城市“网络公共服务平台”。二是可以打破商品房小区的区域局限,广泛凝聚相邻社区居民,建立具有情感联系的“城市精神家园”。三是政府可以通过对社会化媒体的大数据分析更好地进行监管和服务,及时把握和回应社会热点问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朱军副教授认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从生产研究逐渐转向了日常生活的消费研究。从本雅明到列斐伏尔、马尔库塞、保德里亚,其“内在转向”的气息日益凸显。马克思商品批判中物与物的虚幻“形式”进一步突变为“风格的丧失”和“符号的霸权”。消费文化魔性化为一种“物的体系”,一种由技术消费体制精心设计并控制的“次体系”,成为控制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最高物神,这正是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统治的奥秘所在。日常生活异化下的美学危机导致了新型的“消费官僚社会”,制造了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

在“城市治理的难题及对策研究”方面,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认为城市病表现出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管理服务的不协调关系,反映出城市的成长。城市病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在人口增长过程中管理和服务能力的滞后而不在于城市人口的增长,破解城市治理难题根本在于在人口增长过程中加强管理和服务。城市人口信息系统需要提高动态性和及时性,充分利用和挖掘大数据信息。城市信息系统的信息共享和信息服务水平的提高,对于城市精细化管理非常重要。城市精细化管理离不开人的参与和利益表达。因此,城市人口不单单是城市管理服务的需求者,同时人口是各种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力量,人口是解决城市病的积极力量。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林拓教授认为,县是我国行政体系中最悠久最稳定,也是最贴近基层且行政资源配置完整的一级,而县建制近几十年来出现大幅收缩。县收缩与城市化相伴随,城市化的作用机制也影响县收缩。作为与城市体制相对应的县,观察其收缩进程,恰恰可以从另一个向度发现中国城市治理的隐秘逻辑。从城市化率和县收缩情况来看,具有不同步性。县收缩有几个时间上的高峰点,通胀等指标对县收缩具有重要影响(正相关)。县体制收缩带来幅度重塑、职能重组等体制变革的意外后果。因此需要迈向整体性治理,构建更完善的优化方略,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孙斌栋主要从职住均衡视角探讨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空间政策。他以上海外环线以内的102个街道为基础,准确地测度了每个缓冲区职住均衡程度,发现职住失衡确实是导致通勤时耗增加和交通拥堵的显著因素。因而,他认为城市规划政策中应坚持职住均衡的原则,合理布局居住和就业用地,以提高城市交通效率。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杨扬教授在论坛总结发言中指出城市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吸引着无数研究者的关注目光。中国的城市问题具有世界性的共同特征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对于中国当下城市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改写世界城市史的可能性也具有破解当下城市研究理论瓶颈的急迫性。因此,城市治理迫切需要不同领域的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来一起参与,共同努力。

据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近年来在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经费支持下,已围绕“城镇化与城市发展”栏目的组稿连续举办了系列学术活动,今后进一步把“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作为重点打造和长期建设的栏目之一。本次高端论坛表明刊物的栏目建设已从以往以经济学为主的讨论延伸至包括社会学、人口以及城市规划、城市文化建设等多学科的综合探讨。

(学报编辑部供稿周萍 吴越菲撰稿)